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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国斌:射礼的文化之射

2015-11-06 16:57:34.0作者:戴国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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弓箭的发明和使用,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,不仅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,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。我国射箭,在畜牧、火耕之后,于“诗经”时代将原先获取食物功能的狩猎之射逐渐转化为贵族嗜好、训练兵力与检阅军队之法,西周转化为文化之射,礼仪化为“射礼”,实现了狩猎之射到文化之射的转变。

1 周天子“养诸侯”之法

进入政治生活的射,成为周天子权力操作的新工具。周天子手中的“射”,既是天子与诸侯交流的技术,也是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技术,还是诸侯的生产技术。

根据《礼记•射义》记载,诸侯献贡时周天子要举行射礼,周天子的“试之射宫”从二个层面对诸侯进行控制。第一,周天子将射之活动与参加祭祀人选的选拔相联系,并从准许出席祭祀典礼传达天子对诸侯同宗贵族身份的确认。其试不仅以射中为度(“射中者得与于祭,不中者不得与于祭”),而且在“中”上附加了“容体”与“节”的权衡(“其容体比于礼,其节比于乐,而中多者,得与于祭”)。第二,在同宗身份确认(精神鼓励)的基础上,周王将射之试延伸到诸侯的物质利益、连接到诸侯封地的增减(“数与于祭而君有庆,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;数有庆而益地;数有让而削地”)。这样,原先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实用性技术,在周王的运作下不仅成为控制诸侯“进爵绌地”的政治手段,转换成实用性权力技术;而且侯也被转换成爵位,而有“射中则得为诸侯,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”之说。

在“射”通过“进爵绌地”政治化转换之外,周天子还将弓矢符号化为权力的象征,对大功诸侯赏赐弓矢(“诸侯有大功,赐弓矢专征伐”)。弓矢之赐,一方面是周天子用物化的弓矢见证诸侯征伐功绩,也以物的“坚固性”进入诸侯家族辉煌记忆的宝库,“藏示之子孙”永久地展现其荣耀。另一方面,弓矢之赐还是周天子通过对过去与未来、个体与群体诸种关系的勾联,借助弓矢将“忠诚”流动起来:使过去的忠诚持续化,将个体的忠诚群体化,而坚固诸侯对天子的忠诚。在此,周天子所赐彤弓彤矢是对有功诸侯的嘉奖,不仅是过去功绩的回报,也是对未来的期待,不仅对其他诸侯行为的引导、期待,也是对诸侯子孙忠诚的暗示。

在周天子弓矢符号化时,太公、苌弘等用侯替代不朝诸侯而射之。在周王将侯符号化为政治荣誉和爵位,将射延伸为封地的基础上,太公、苌弘又将侯“真身”化,拟人化为不朝诸侯,并通过“真身化的侯”仪式化地实施天子对缺席诸侯的惩罚。这样,同一个物化的侯,在周天子手中成为“爵位、贵族身份、政治地位、政治生活”等精神化的候、物质生活状态的物化的侯,又在太公等人转换中成为拟人化、真身化、人化的侯,作为诸侯的替身,替代不朝诸侯接受天子的惩罚。太公、苌弘对缺席诸侯的在场化处理,后来在新四军练习刺杀的日军草人身上再度活现,在日本企业家将自己形象做成供职工宣泄的“沙袋”得以管理学运用,在通臂拳的狗皮袋、泳春拳的木人桩、练习枪法的灯芯或悬枣、拳击的千层纸……等对手替代中完成了武术的文化转换。

2 社会秩序的再生产

在射的文化转换中,周王等统治阶级还借物之形式、寓于身体活动之中,不仅间接地折射使用者的地位、转折地表征社会分野、无形地复制社会秩序,而且也通过“使用的物、消费方式、评价方式”的差异再生产了社会等级体系。

射礼,将不同的物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联系,并以物与物的关系间接地表征人与人的关系。周人将弓的质量与社会地位联系,不同身份的人使用制作程度不同的弓。“天子之弓,合九而成规;诸侯,合七而成规;大夫,合五而成规;士,合三而成规”(《周礼》)。其次,周人为不同身份的人配以不同的侯,并以侯区分使用者的社会身份、表达使用者的社会秩序。人们不仅可以从不同质地的侯、画有不同动物的侯中判断使用者的社会地位。天子和诸侯用皮侯,分别画作熊、糜;大夫和士用布侯,分别画虎豹、鹿豕(《仪礼•乡射记》);人们也可从设立之侯的数目以及侯方格数(正)推测射者的身份。王射三侯,射有五正;诸侯射二侯,三正;大夫射一侯,二正;士射一侯,二正(《周礼•射人》)。

射礼,将社会关系物化为不同的运动方式,并通过对不同运动方式的消费(或不同的消费方式)间接地再生产社会秩序。首先,射礼通过日常着装的改造(袒臂)表达其专项活动、编码其社会地位、解读射者间社会关系。“凡礼事皆左袒”的礼,在射礼中规定,士要肉袒,大夫与士射时不必肉袒(露出左臂内衣),国君参加的射礼大夫要肉袒、国君只露左臂内衣。其次,射礼以差异化的运动方式消费不同的社会地位。在射礼中,人们借助射之人数的对数(耦)、伴奏的乐曲与段落(节)、报告结果的人数(获)和隐身处的数目(容)等消费规模的差异生产,读解射者的社会地位,“王以六耦,射三侯,三获三容,乐以《驺虞》,九节五正;诸侯以四耦,射二侯,二获二容,乐以《狸首》,七节三正……”(《周礼•射人》)。最后,射礼将社会等级空间化,从射之场所的差异化反映社会地位、对应不同的社会等级。不仅西周的天子与群臣射于“射庐”,贵族子弟习射于“学宫”,而且流传于世的四种不同类型射礼也有各自的场所,诸侯朝见天子或者诸侯相会举行的“宾射”射于王庙,国君与大臣燕饮之举行的射礼“燕射”射于“路寝庭”(诸侯朝拜天子前等候的庭堂),周天子举行盛大祭祀之前的“大射”射于“射宫”,各州长每年春秋为教民礼让、敦化成俗而举行的“乡射”射于“州序”。

3彬彬有礼的文化展演

在射的文化转换中,在保持射之本义(主皮)基础上,“饰之以礼乐”,增添了“进退周还必中礼”的延伸义,成为礼仪的文化表演。

首先,射礼将命中方式类分为五种(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)——精细为“白矢”的恰到好处、“参连”的鱼贯、“井仪”的井字贯革等样式,礼化为“剡注”的徐徐然、“襄尺”的退让和“外体直与内志正”,系统化为“一曰和,二曰容,三曰主皮,四曰和容,五曰兴舞”的综合考核,以“和”(身体姿态与心理状态的和谐)、“容”(仪表端庄、威仪棣棣之表情与神态)、“和容”(容与体皆合于礼)、“舞”(步伐与发射动合鼓点节拍)考量,将军事与礼仪、实用与审美相结合实施身体与礼仪的综合性评价,也以选手之间行礼、一耦上下射拱手礼、上下耦行礼、司仪间行礼、选手与司仪间行礼,将射礼衍变为礼仪的展演。

其次,射礼成为观德行的窗口。观德行的射(“内志正,外体直,然后持弓矢审固;持弓矢审固,然后可以言中。此可以观德行矣”,《礼记•射义》),一方面将射“结果”的关注(命中与否)转移到“过程”的注意(射之行为规范),德行成了射中与否的根据,射之命中是“志正、体直”的自然结果,命中与否是正己程度的反映(“射求正诸己,己正然后发,发而不中,则不怨胜己者,反求诸己而已矣”)。另一方面,在建立身体姿态与道德状态联系,将射转换为“主皮、观德”的文化复合体之后,射礼可为人们选拔德行之人的手段,《周礼•乡大夫》说:“三年则大比,考其德行、道艺而兴贤者、能者。” 例如,在矍相圃之射,孔子为射之入场卷和射而饮而设定了的道德标准中,他不仅将“败军之将、亡国之臣、与为后人者”排斥在射之行列之外,而且执意与“幼壮孝弟,耆耋好礼,不从流俗,修身以俟死者、好学不倦,好礼不变,旄期称道不乱”共饮(《礼记•射义》)。可见,孔子想提醒人们的是射之延伸义,他所怀念的是诗经时代对射手“淘美且仁”、“淘美且好”、“淘美且武”、“抑若扬兮”,“仪既成兮”等风度、性格之美的赞美,他欲强调的是射对礼仪之人的生产和君子的培养,他所憧憬的是射礼的礼仪演示舞台、礼仪生产工场对君子的培养。

最后,射礼闭幕式的仪式化行为“区别对待”,而折射人际关系。一方面,胜方“全副武装”(脱去左袖,戴上扳指,套上臂衣)摆引弓之pose,展善射之能耐,败方则恢复常态着装(穿上左衣袖,脱下扳指臂衣),持松弦之弓(手拿着松开弦的弓),立而饮酒,向胜方行礼;另一方面,如负方是宾、公卿大夫,胜者则免执弓“耀武扬威”之展演。

总而言之,由狩猎之射而文化之射的射礼,不仅是周天子管理诸侯、社会的权力技术,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文质彬彬的文化展演。

(节选于《体育科学》2009年第11期“从狩猎之射到文化之射”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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